贫困的历史主义（六）
贫困的历史主义（六）
Time 2015-09-02 16:55:25 情感驿站
恋故事
卡尔.波普尔的成名之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象一对同卵双胞胎，他们都脱胎于早期的著作《研究的逻辑》，《研究的逻辑》可以看作是科学发现的哲学，但是到了《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则发展成为历史哲学或者*治哲学。他在一开始就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无疑的？”这些在知识的逻辑上看似不自觉的观点，对我们看待自己和*治的态度上往往是决定性的。
然而在1919年当卡尔.波普尔17岁的时候，他发现了历史主义者或者历史决定论者的狂妄。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奥地利，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和同学，无一例外地声称他们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者，这一切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卡尔.波普尔却发现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天资，甚至他们对体力劳动一也无所知，而卡尔.波普尔本人却有过两次体力劳动的尝试。卡尔.波普尔一度打算远离**和*治，在木工机床的刨削声中度过余生。不幸的是，他的木工师傅苏格拉底式的拷问，让卡尔.波普尔成为了坚定的哲学思考者。
历史主义者声称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了加速他们所称的历史意义或者目的，就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进而对人类也要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在纳粹德国这类“改造”是为了造就金发碧眼勇敢坚毅的“新人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则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
与卡尔.波普尔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直观性”。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国家权力必定增大，直到国家几乎等同于社会为主”。集中权力是容易的，但是集中每个人心灵里的知识则是不可能的，然而要维持庞大的社会按照统治者的愿望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运转，这种“集中”就是必要的。要知道每个人心灵里的秘密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得不以消除个人的差异的办法简化这个问题，最后就不得不以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浇铸人们的兴趣和信仰。
在二十世纪初，卡尔.波普尔已经洞悉历史主义的悖论。对于思想的控制和灌输，势必摧毁能发现人民真正在想什么的最后可能性，那显然与思想表达的自由不相容，尤其是与思想批判的表达自由不相容。更要命的是，“它必定要毁灭知识，所获得的权力越大，则所丧失的知识也就越多”。
假如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那么这个“美好”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就是不可检验的，因为如果生活在这里的男人与女人不喜欢的这样的社会，他们就可以说这些男人和女人还没有适合于生活其中，因而他们的“人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化”，更大的暴*就会不期而至。
在世界反乌托邦小说的谱系中，匈牙利小说家久.莫尔多瓦写过一篇小说《会说话的猪》不是很出名，但是很有趣。这真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小猪尤日原来住在乡下，是塞盖依大叔养的。塞盖依大叔非常喜欢这头猪，有时候就把它带到卧室里看电视。每天晚上，小猪尤日玉体横陈地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不用说，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的电视节目跟我国的有点类似，工农业生产捷报频传，各条战线形势一片大好。久而久之，小猪尤日也看出了一些门道，变得有“思想”起来，并开始惟妙惟肖地说起人话来。只要改造力度足够大，畜生也能说人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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