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斋藤茂男活字文化
“离婚冷静期”的政策出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根据民政部统计，自年起，我国离婚率连续16年上涨，“闪婚”后“闪离”等轻率离婚现象有持续增加的趋势，为减少“头脑发热式”离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性和提高生育率，出台更为严苛的离婚政策真的有效吗？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为爱成婚》一书中说：“制定更加严格的离婚法律对于限制离婚的数量几乎没有效果，实际上还可能让人一开始就对结婚望而却步。更加严格的法律也阻止不了那些家庭解体，其中40%的家庭都有孩子……”
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但如今“婚姻控制人们生活的力度已不如从前。现在的人想要活在一段关系而不是一种制度中”。
事实上，在中国乃至在东亚，相较于“离婚”，名存实亡的傀儡婚姻、相夫教子的所谓“母职”、女性在冷漠和暴力中的隐忍承受，才是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主要动因。
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在上世纪80年代敏锐地捕捉到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的性别分工下，备感空虚绝望的日本主妇们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在纪实性作品《妻子们的思秋期》中予以呈现。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其中篇章，希望以日本为镜鉴，可反观思考我们今日社会的种种现象。
本文摘自斋藤茂男所著《妻子们的思秋期》
斋藤茂男（-），日本著名记者。东京出生，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年进入共同通信社，历任社会部记者、次长、编委，年退休。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年因系列报道啊，繁荣再次获JCJ奖。年，因长年的新闻报道活动和作为新闻记者的高声望，获得日本记者俱乐部奖。年日本的幸福系列获日本新闻协会奖。年岩波书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斋藤年因“菅生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他终身关心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记者”来形容斋藤茂男，认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闻记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对犹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实情的医生，斋藤说：“新闻记者需要知道真实情况”，让医生告知实情，像新闻采访一样用本子一一记录下自己的病况、还能做多少工作、延缓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选项等。这是他失去意识倒下的五天之前的事。他作为业界榜样至今依然受到许多年轻记者的仰慕和怀念。
斋藤茂男年谱
年3月16日，出生于东京。
年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进入共同通信社工作。
年28岁，与中村洋子结婚。
年因菅生事件报道（找到犯罪嫌疑人），次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
年报道德岛家电店店主被害事件。撰写系列报道《现代灰姑娘物语》。
年系列报道《追踪松川事件》。
年出席第一届亚非记者会议，调动至大阪分社工作。
年回到东京本部，任编辑局社会部勤务。
年系列报道《啊！繁荣》（单行本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为名刊行）再获JCJ奖。
年系列报道《教育是什么？》（76年单行本刊行）。
年《神圣家族——哦，幸福生活！》刊行。
年系列报道《父亲，母亲！》（79年单行本刊行）、《恨不似鸟生双翼，一飞冲天际》刊行。
年系列报道《来自死角的报告》（83年刊行）。
年《什么是企业？K学堂24人追踪》《事实锻炼了我》刊行。
年系列报道《日本的幸福》（单行本以《妻子们的思秋期》为名刊行），《燃烧未尽的晚景》（年刊行）
年《破局》刊行，获日本记者俱乐部奖。系列报道《为了生命闪耀之日》（85年刊行）
年《日本人与性》刊行，获日本新闻协会奖。
年59岁，从共同通信社退休，任编辑委员会顾问（至年）。
年系列报道《通往世纪末》
年“花婿学校”创校，任副校长。《斋藤茂男取材笔记》刊行。
年《花婿学校成为好男人的十篇必读》（共著）刊行。
年《饱食穷民》刊行。
年《采访新闻记者》刊行。
年《杀子》（编著）刊行，《纪实系列日本世相》全12卷刊行。
年《孩子们的战争》刊行。
年《现代世相孩子们的人间》（编著）刊行。
年“赤坂夜校”开讲。
年5月28日去世，享年71岁。
丧失生存意义的构造
《妻子们的思秋期》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春夏。当时我在共同通信社做记者，文章以报道形式连载在报纸上。
活字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斋藤茂男“日本世相”系列——《妻子们的思秋期》
连载在报纸登出后，引起了剧烈反响，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有相似经历的“妻子们”不仅仅存在于大都市，也遍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她们都寄来了读后感，甚至还有读者特意从老家赶来东京见我。思秋期情绪在多地同时全面爆发带来的冲击，也让当时的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本书里多次提及，“妻子们”的苦闷之声有来自家庭深层的原因。当时，大多数家庭主妇身处相对闭塞的生活状态，借此契机，她们将心底对丈夫的愤恨与不满喷吐而出，似乎也可以说是必然结果。“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的性别规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制度才是真正的“震源”。
六十年代的经济快速成长政策提出之前，一九五五年起，各个住宅小区里已开始准备大量“蜂巢”式的小户型公寓，供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小家庭专用。原属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不论男女都被安置在这个容器里，按性别分工制度变成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家庭固定模式由此组成，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也由此完成。
女性承担了育儿和家务的重任，每日进行着无穷无尽的重复劳动，这些却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男人们却由此获益，毫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投入工作。分工制度高效运转，这才有了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虽然成果令人惊叹，但这背后最大的负面遗产，就是妻子们生存意义的丧失，思秋期的愤怒情绪积压在她们心底，和企业的净资产同步增加，不断膨胀。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词
本书刊登的几篇读者来稿，表达各有不同，但都诉说了一样的情绪。只是这些女性对男女性别分工的固有意识，以及这背后社会、文化给她们输出的社会性别（Gender）规范意识，诸如“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等等，是否真的有所认知，我还无法确定。
思秋期的情绪与社会构造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情绪后来何去何从？“妻子们”是否逃离了魔咒，或者克服了心魔？当时的“妻子们”和现在的“妻子们”，在意识层面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寻找新的酒精
E女士给本书的《读者来函》栏目寄过信，后来也被刊登了出来。
她从七十年代就一直对教育和环境问题很关心，并积极参加了各种市民活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很多女性对核发电厂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污染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