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误信总统大选舞弊，一群暴徒袭击美国民主标志国会大厦，规模之大为多年来之最。说总统大选有失公平，始作俑者是特朗普总统，但暴徒愿意相信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科技创造的注意力经济。
脸书或推特上新闻源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每天将数十亿人的注意力视为商品，分类推文、帖子和群组，以确定哪些能获得最多的参与度（点击量、浏览量和分享量），以及针对哪些内容受众情感反应最强烈。这些平台将注意力视作商品，已经扭曲了集体心理，导致人们世界观更为狭隘、偏激。
YouTube的推荐算法决定了数十亿人每天70%的观看时间用来看什么。算法“推荐”的内容看似是同类视频，但实际上却将观众推向更极端、更负面或阴谋论成分更高的内容，因为这样观众才能看更长时间。
多年来，YouTube一直向观看“节食”视频的少女推荐“瘦身灵感”，而这种视频会导致少女更有可能患上厌食症。而人们在观看NASA登月的科普视频时，YouTube就会推荐关于平地阴谋论的视频。如此反复数亿次。这样的新闻源和推荐系统造成消极、偏执的堕落漩涡，数十亿人对现实的认知慢慢与现实本身脱钩。
清晰而真实地看待现实，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根本。通过将注意力视为货币和商品，我们已经出售了看待问题和制定集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也不新鲜。每次我们将地球或社会的生命支持系统视为商品，都会推动产生其它断裂。用AI优化的微定位广告将政治视为商品，政治就失去诚信。
将食物视为商品，就与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周期脱节。把教育视为商品，打造成数字产品，就丧失人的发展、信任、关怀和教师权威之间的联系。把爱情视为商品的人，成了约会软件Tinder上一张张供摆弄的照片，而这就切断了建立新关系所需的复杂互动。把交流视为商品，将之变成脸书上的帖子和评论互动，就失去语境、细微差别和尊重。
所有这些例子都有系统在榨取出某样事物、将之视为商品，这样的体系都慢慢侵蚀健康社会和健康地球的基础。
改变体系，保护注意力
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逊提出，人类应该只管理地球的一半，放过其余地方。那假设注意力经济也采用类似做法，我们可以说、也应该说，我们要保护人类的注意力，即使这样会牺牲苹果、谷歌、脸书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部分利润。
在数字世界的结构性转变方面，数字设备上的广告拦截便是好例子。广告拦截属于人权吗？如果每个人都能屏蔽脸书、谷歌等网站上的广告，互联网行业将无法自筹资金，广告经济将失去大量收入。
那这种结果是否否定了权利？人的注意力是权利吗？人拥有注意力吗？要不要给注意力定价？出售人体器官或奴役他人能满足需求、产生利润，但我们说这些事项不属于市场行为。那人的注意力应该像人和人的器官一样，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吗？
新冠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发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有多破败。但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危机。我们感觉一些干预措施是正确答案，并一味使用，但这些干预措施其实是陷阱，暗中维持着现状。
稍微改善下警察执法、携带执法记录仪，并不能防止警察的不当行为。购买普锐斯或特斯拉汽车，并不足以真正降低大气中的碳含量。用可生物降解的吸管代替塑料吸管，并不能拯救海洋。Instagram隐藏点“赞”的数量，并不能改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毕竟，点赞是基于不断的社交比较，是基于系统性劫持人与人联系的动力。
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我们需要改变机构，服务公众利益，以足够应对当今挑战的性质和规模。
人文科技中心致力于说服苹果、谷歌和脸书开展“好好利用时间”的运动，即使这违背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我们通过广泛的公共媒体宣传活动和倡导发起了这场运动，并获得科技设计师、相关家长和学生的信任。
这一运动呼吁改变数字世界的运转动力，从争夺“花在屏幕和应用上的时间”转变为“竞相保护上层建筑”，帮助人们善用时间。数十亿人已获得切实改变。
例如，苹果在年5月推出“屏幕时间”功能，所有iPhone、iPad等设备都有该功能。除了向所有用户展示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外，“屏幕时间”还有关于父母控制和应用时间限制的分栏，向父母展示孩子在网上花费了多少时间、进行哪些网络活动。
谷歌大约在同一时间推出了类似的“数字健康”倡议，包括我们曾建议的许多功能，例如方便人们在睡觉前停止使用软件、限制消息通知。同样，YouTube也推出了“休息一下”的通知功能。
这些变化表明，即使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公司也愿意做出牺牲。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改变这些公司的关键逻辑。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做一些违背其经济利益的事情是一回事，做一些违背其根本宗旨和目标的事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为集体行动而努力
我们需要深入系统性改革，改变科技公司，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先。我们必须打开格局，思考还有多少系统性变革能做，思考如何利用人们的集体意志。
最近，人文科技中心播客“你的全神贯注”采访了在到年间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执行秘书的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她负责促成《巴黎协定》的“合作外交”。菲格雷斯告诉我们，自己是如何让个不同的国家克服重重困难，做出有诚意的共同决议，以应对气候变化。
菲格雷斯最初认为，不太可能有这么多国家达成一致，但她意识到，要成功主办巴黎气候大会，自己必须做出改变。菲格雷斯必须真正相信，各国承诺采取气候行动是可能的。
因此，菲格雷斯才能致力于帮助参与国也相信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在菲格雷斯努力下，各国一同就融资、新技术和其他工具达成一致，而以往国际气候谈判常在这些领域不欢而散。各国的目标是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下、最好1.5℃以内。
就科技行业而言，由于我们不需要说服数百个国家或数百万人，我们占有先机。只有不到10个人管理着21世纪最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即FAANG（脸书、亚马逊、苹果、Netflix和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如果这些人聚在一起，一致认为股东利润最大化不再是共同目标，那么数字基础设施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能让个国家达成共识，我们可以考虑10位科技CEO达成一致的可能。
人性化技术的新经济学
为了使技术为人类和地球服务，需要改变若干经济原则。其中就有增长模式。在原料有限的情况下，无限增长根本行不通。渴望经济无限增长，正在全球引发生态危机。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吸引人类注意力、追求无限增长，也会导致类似的全球意识危机和社会福利危机。我们需要进入后注意力经济增长时代，将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视为核心目标。
在新西兰、苏格兰等地，这样的转变已经有了苗头。在这些地方，如“福祉经济联盟”等组织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将目标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转为保障心理健康、提高幸福感等优先事项。先驱们发问，保障福祉如何能够让公众了解政策和政治选择、如何指导决策、如何成为经济思维和实践的新基础。
另一种向更人性化技术的转变需要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可以为行为的长期社会影响定义责任。眼下，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向虚假广告商出售虚假新闻源的虚假点击量，即通过出售分割得越来越细的虚假注意力去赚钱。即使链接或文章指向严重错误信息、并且传播错误信息，这些公司也能赚到钱。
这种机会主义破坏了信息生态，摧毁对知识来源的信任、或摧毁公认的真相，这反过来又摧毁正确决策的能力。其结果是两极分化、错误信息漫天和民主公民身份崩溃。我们需要建立机制，激励数字世界参与者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并且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更广泛影响。
人类在这方面将扮演重要角色。苹果应用商店收入分配模式可视作注意力经济的央行或美联储，如果该模式的领导者在将收入分配给应用制造商时，不是根据谁的用户购买了最多的虚拟商品、或花费了最多时间使用应用，而是根据谁与手机上其它应用合作得最好，以帮助所有社会成员更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会怎么样？
归根结底还是要制定正确规则。当参与者还在争夺有限资源和权力时，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很难最大化人类福祉，也很难遵守社会价值观。如果没有规则、没有屏障，最无情的参与者就会获胜。所以，有必要立法和制定政策，还需要人民的集体意志来执行。但是，建立屏障的民主进程运作速度远远低于技术发展速度，人类又需要技术发展来改变现状，这是更大的根本性危机。
技术发展速度将继续快速增长，20世纪民主机构都来不及完全理解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危害。科技行业本身需要团结协作，找到相应运作方式，从而将共同社会目标置于激烈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之上。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科技公司对个人和社会都拥有巨大不对称权力。科技公司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任何不对称权力结构都必须遵循信托或“谨慎责任”模式，也就是必须为权力较小的人服务，任何好老师、治疗师、医生或护理人员都会遵循类似模式。
所运作的商业模式不能以压榨为基础。升级后的科技行业商业模式应该是有所贡献的，也就是说，需要把我们当作客户而不是产品，并遵守根本价值观、敬畏人性。
以具有人文关怀为发展方向
威尔逊曾说：“人类的情感属于旧石器时代、制度属于中世纪、技术像神灵，这是人类的问题。”我们需要接纳停留于旧石器时代的情感，接纳全部固有缺点和脆弱。我们需要升级制度，融入更多智慧、谨慎和爱。而我们需要放慢发展像神一样的技术，我们掌控人类命运之舵的能力，已无法与技术的力量匹敌。
可能实现的事物正在增多，但具有指数级挑战性的全球问题也随之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好的信息、更强的领导力和更具实质性的行动。
与其接受底层竞争，任之带着我们堕落、分裂，我们可以共同创造实现顶层竞争的技术环境，维持我们之间的联系、文明和高层次智慧。我相信，人类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