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露易丝·格丽克，“因为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露易丝·格丽克是第16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继鲍勃·迪伦之后，本世纪第2位获得该奖的美国诗人。
露易丝·格丽克，被誉为当下最杰出的美国女诗人，她的诗致力于重建与生活的关系，探寻女性丰富的声音：“我受惑于省略、秘而不宣、暗示、雄辩与从容的沉默。”
在一次“诗人之教育”主题演讲中，露易丝·格丽克的叙事也围绕这种“雄辩与从容的沉默”而进行。她说，童年读诗、写诗的经历帮助自己形成了独有的语言传统和偏好，而与野心同时袭来的挣扎、压力，一度让她饱受厌食症的折磨，却也因此刺激出更多关于生的欲望和希望：“我还没有完成一部可能传世的作品，因此，我还死不起。”
演讲时，格丽克同时提到了很多文学创作理念和观念，不仅对于了解她本人，对重新思考与洞察诗歌、文学、世界亦有帮助。全文篇幅过长，为方便阅读，小标题为编者加。
原标题：《诗人之教育》
露易丝·格丽克
01
“诗人”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
作家的根本体验是无助。这并不是说要将写作与活着相区分，而是说要纠正那种幻想，即认为创作就是一路高歌，得心应手，认为作家是一些运气好、能够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的人：信心十足，定期将他写在一张纸上的玩意拿去打印。但写作并不是个性的倾泻。而大多数作家则将许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折磨之中：想写，却不能写；想写得不同，却无法写得不同。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被一个念头召唤，而岁月消耗殆尽。唯一真实的意志练习也是否定的：我们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只有否定的权力。
我认为，这是一种因为充满向往而变得高贵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因为成就感而变得宁静的生活。在实际劳作中，则是一种训练，一种服役。或者，就用生孩子这个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喻来说：作家是参与者，让事情更顺利：是医生，是助产士，而不是那个母亲。
我有意使用了“作家”这个词。“诗人”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它命名的是一种渴望，而不是一种职业。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可以写在护照上的名词。
非常奇怪的是，对生活中不能获得的东西要渴求如此之多。跳高运动员完成动作之后，马上就知道他刚才跳了多高；他的成绩立刻就能精确地量出来。但对于我们之中试图与伟大的死者进行对话的那些人来说，并不是等待的问题：我们等待的是由尚未出生的人做出的评判；我们终生都不知道结果。
如何评价我们所做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这种深刻性创造了绝望；但也点燃了希望。同时，当代的观点也急于表达自己，作为对这种一无所知状况的智力替代：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将我们自己与最终形式的观点、裁决和指令隔离开来，而同时仍然对有益的批评保持着警醒的接受能力。
露易丝·格丽克如果说作为一个诗人来发言是不合适的，那么要就教育这个主题发言也是同等困难的。这个观点，我想，应该用来谈论那些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东西。但这类印象我发现得慢，通常是事后很久。而我喜欢认为它们还在形成，旧的还在被修改。
格言说：诗人的智力或职业的标志是对语言的激情，这种激情被认为是对语言最小沟通单位——对词语的发狂反应。诗人被认为是不能充分理解“血红色”这类词语的人。但我的经历并不是这样。
从四岁，或五六岁的时候，我最早开始读诗，最早开始把我所读到的诗人当成我的同伴，我的前辈——从一开始，我就偏爱最简单的词汇。让我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我所回应的，在书页上，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解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对我来说，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这种语言，作为一个类别，其个体词语的内部往往包含最大、最戏剧化的意义变化。我喜欢刻度，但我喜欢它变得无形。我喜欢那些在书页上如此之小、但在心灵中变得伟大的诗歌；我不喜欢那种虚张声势、但逐渐变小的诗歌。并不奇怪，我为之吸引的那种句子，是反映了这些心灵趣味和本来习惯的句子，是悖论，它具有的增强的优势能恰到好处地将固执的本性从一个正变得过于道德化的修辞体系中挽救出来。
02
如果不能精确、清晰地说出观点，说话就没有意义
我出生于最不可能被给予这种偏见的家庭。在我所出生的环境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有权将其他人的句子补充完整。像这个家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这欲望经常受到挫折：我的句子，如果被打断，就彻底被改变——被转换，而不是被解释。悖论的美妙之处在于其结果无法预期：这就应当确保听众全神贯注。但在我家里，所有讨论都以单一的配合语气进行。
我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精确、清晰地说出观点，说话就没有意义。对我母亲来说，说话是社交中可以接受的那种唠叨形式：其功能是用持续不断、令人安慰的声音填满房间。对我父亲来说，是表演和掩饰。我的反应则是沉默。阴郁的沉默，因为我一直渴望得到满怀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