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伊丝·格利克
露伊丝·格利克评传：一个后自白派的传记想象文/[美]丹尼尔·莫里斯译/冰马20世纪60年代末，25岁的作家出版了《头胎》，这是她第一本诗集，也是她两个永恒主题——养育子女与语言养成(childbearingandlanguage-bearing)）相融合的一本诗集，此后，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和评论家便欣赏到了露伊丝·格利克（LouiseGlück）如何将独特的证据文本（testimony）同抒情和叙事策略相结合的[]。她的诗模糊了现代主义与当代风格之间的界限，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日常与神谕的、记忆与神话的、悲剧与喜剧（的融合）。但是，正如学者们对把她纳入什么样的语言理论存在分歧一样，在该将她安放进二十世纪诗学史（通常被区分为个人的和非个人的两大派别）的何处这一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在《当代诗歌与反思》（ContemporaryPoetryandIntrospection，）一书中，阿兰·威廉姆森（AlanWilliamson）观察到，格利克在处理诗歌令人难以捉摸的综合性和自白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同路人。在题为《自传与脆弱性》（“AutobiographyandVulnerability”，）的文章中，威廉·多雷斯基（WilliamDoreski）淡化了她同现代主义的高度关系，强调了她受罗伯特·洛威尔后期作品的影响：“格利克哀怨、闪烁其词、末日启示录式的语言呼应了洛威尔对自己早期诗歌中隐喻性的拒绝，以及对他用朴素的语言‘释放他对疯狂的、恐惧的心理命令’的接受。”[]至少在多雷斯基看来，她与现代主义者的客观性关系就这么多了。[]基于身份*治，或者说，就诗歌的各种流派、运动或阵营的“部落”性质而言，格利克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似乎具有足够的可塑性，足以占据多个空间，吸引了不同的支持者。她的作品现在出现在诸多相互竞争的文学选本中，这些选本定义了年后美国诗歌的重要意义。一、释放想象力：转向神话和正典，擢升自我日常经验格利克如何通过一系列神圣和世俗的文学作品塑造她的传记经历，与对她作品中令人费解的多样化的批评接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很难想象，自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Bishop）以来，又有一位美国诗人吸引了如此广泛的评论家、读者以及其他诗人成为其读者，在为什么他们认为格利克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数不多的模范诗人之一这类问题上，他们之间都常持相异甚至相左的立场。格利克的自我塑造，就像毕肖普一样，实际上是自传体式的，但是，从文体上来说，她的诗歌往往说服读者去理解她的另一个自我——在她的许多诗歌中言说的抒情角色，这个自我可以解读为被设计成了一种结构，有些东西被造就了，很难通过否认生活丰富的持续性而获得。与《荒原》()中的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者的用典特征不同，格利克并不试图掩盖证据文本与描述她的个人生活表征的那些剧痛以及欲望的东西的关联性。她也没有像罗伯特·洛威尔在《生活研究》(LifeStudies，)中所做的那样，去假设她个人生活中的偶然细节本身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非常重要。格利克没有像洛威尔在《臭鼬时刻》里那样，毫无讽刺地宣称“我自己就是地狱”，并期许读者将她的个人痛苦与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联系起来。正如邦妮·科斯特洛（BonnieCostello）在分析格利克的《反对真诚》(PT)时所说，“格利克试图定义……一种艺术，关涉到自我，却又不带个人色彩、负能量，或者至少能够居于比上述个人色彩更丰富的某一视角，去处理戏剧化的问题，而不是反映观点。”[]格利克在《阿勒山》、《野鸢尾》和《牧场》等书中的神话创造（myth-making），转向了《圣经》、自然和经典类比物，这使得作者能够以一种既摆脱生活的延宕惯性的方式来接受她的传记经历，又通过用证据文本的对应比较来丰富和擢升她的传记经历。尽管(或因为)她的许多诗都带有孤立和脱节的感觉，格利克还是展现出了对神话、隐喻和叙事资源的普世性探求。为了减轻这种孤立，给自己一种社区感——虽然只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社区感，那种在她的生活经历中所缺少的社区感。通过依据神话、圣经和民俗材料来想象其生活故事的意义，格利克与其说是试图逃避经验，不如说她找到了一种为生活事实的纪实文献赋形的方法，或者如诗人所说的，“一份证明苦难可以以某种方式产生意义的证据”。[]李·贝尔曼（LeeBehlman）称，诸如纳森·英格兰德（NathanEnglander），迈克尔·夏邦（MichaelChabon）和阿特·斯皮格尔曼（ArtSpiegelman）等当代美国犹太裔作家试图通过想象虚构、民间传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段逐渐接受大屠杀经历的“第二代”的各种版本。贝尔曼认为，他们同神话和民间文学艺术之间人为的、暂时的关系表明，除非通过一种揭示其人为的和临时性质的媒介，否则不可能获取过去的直接进程，或者以任何方式表现过去。像其他当代美国犹太人一样，作者格利克建议，通过想象虚构和直接反映的行为，在生产、阅读自我的版本时发现乐趣和价值。[]除了成为想象力的释放之源，转向神话还使格利克拥有必要的情感距离，可以用对她而言安全的控制方式去接近亲密的、却又令人不安的材料。作为一个后自白派的自传体式作家，她试图将她个人经历的意义转化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叙述，通过将她生命中的阈限或实验的情节转换成通常所知的神话结构，将家庭冲突与叙事正典相结合（有时形成对比）。也许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格利克对后自白派美国诗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她与证据文本构建的特殊关系，找到了一种方法，在雄心勃勃但常常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度的现代主义的流派——该流派试图以“将文化当做一个整体”的方式，讲述庞德所谓的“区域故事”，和另一方面——描述自白主义者的独特的个人经验意识之间，达成某种中间立场。格利克在她的诗论《年美国最佳诗歌：导言》（PT92）中写道：“诗歌是自传，但摆脱了编年和评论的陷阱、轶事和反馈的变化规律。”作为一位闻名遐迩的诗人，格利克力求通过区分弗兰克·比达特（FrankBidart）所谓“结构的决定性结局，她诗行中所特有的对宿命的强调”，以实现美学持久性的稳定品质。在其作品中，格利克试图将精神上时常无法控制的方面、身体的可变性，与语言的自我或更受艺术家控制的那个自我区分开来。[]面对造成自身极大不安的混乱自我的创作张力，格利克继续言道:“如果一首诗仍然被这样选择性地放大，被如此随意地与事实相关联，以至于看起来难以捉摸，我们必须记住诗歌的议程:不仅仅是记录真实，而且要不断创造沉浸于真实中的感觉”(PT92)。她对洛威尔的贡献不感兴趣，他的贡献旨在鼓励读者阅读《生活研究》等诗集时相信自己得到了“真正的罗伯特·洛威尔”。但格利克也明确承认，诗人的“选择构画了一幅肖像”，而一首诗通过诗人的“对隐喻的选择”和“反复表现的